37岁自闭症患者与联合国主席关于残疾问题的对话！ [抽动症]
所以那时候我和同学老师的关系很僵，妈妈被老师请去学校是常事，但是妈妈不会说我什么。
看完以上三个视频，也许有人会对我感到好奇。现在，我想说说我的故事。
有一次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和我的父母一起在街上购物，然后我因为一些原因发了脾气。我只是躺在地上，在地板上摩擦我的头和背，直到我流血。
因为喜欢到处参加活动，所以在加入卓信动力之前，我参加了香港的一个家长组织，听了他们的分享。
参加活动的事我一般不会告诉家里人。当然他们一般不会反对，因为我参加活动的时候很开心。他们喜欢看到我开心。
老师会说我是，我会反抗。我不认为我错了。老师找到我妈，被老师叫去谈话，回家就会偷偷哭。后来才知道，老师说妈妈不知道怎么教儿子。
但在别人眼里，我还是一个奇怪的人。虽然没有以前那么激烈了，但是总有一些行为会被人嘲笑。比如我的习惯是把东西都放整齐，有的同学会故意弄乱。
但我开始是个问题少年，什么都问，却对别人的事充耳不闻。经常不喜欢一些调皮的同学，把自己当成一个正义的人，向他们抱怨。
当然，得知自己自闭，还是很不开心。那天回家我妈说我不开心。我也想摆脱“自闭症”这个标签。还有人告诉我，不理会别人的人就是自闭。
小时候完全觉得自己是个好人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到了真正要改变的时候，面对别人异样的眼光和言语，我开始觉得不自在。
爸爸妈妈当然不信，继续带着我四处评估，找到了学龄前残疾儿童家长会。它是上世纪80年代香港唯一一家对自闭症患者进行评估的机构。被专家诊断为高功能自闭症，但是妈妈一直没有告诉我，爸爸也不想接受这个事实。
试了很多次，发现这个方法是徒劳的。
当然，这些事情都是我记起来之后，我妈一点一点说的。
一天，当社工正在记录我的信息时，我迅速跑进办公室与社工交谈，试图了解我的信息。
我择偶的标准是，第一，她要喜欢我，第二，我要喜欢她。前两个要求由我决定，就是我会判断她喜不喜欢我，我喜不喜欢她。
我想告诉你的是，我只是自闭，但我没有病，所以我无法康复。因为前提是一直生病，才会有痊愈的结果。
加入卓信动力这个自我倡导的组织后，我开始有机会去泰国、加拿大、日本等地。以上视频均为卓信发起活动的一部分。
我是一个智障人士，听障人士有手语，视障人士有一些文字。我们智障人士需要的是一个简单的图文版，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公约的实施中来。
渐渐的，我开始上初中了。那时候虽然学习勉强跟得上，但在别人眼里，我还是我行我素，说话从来不看别人一眼。而且我总是和别人有矛盾，因为我不喜欢别人用异样的眼光看我。
2012年，在助手的帮助下，我和香港自我倡导团体卓李欣的合伙人来到日内瓦，参加全球残疾人大会。你可以在上面的视频中看到我。
而且每天放学后，我都会被社工带到一个中心，和中心的孩子们一起玩。但我慢慢意识到，为什么我和朋友在中心玩的活动和同学玩的不一样。我开始觉得我不一样了。
2007年，我和我的朋友在香港残疾人自助组织中宣传该公约。
在我妈看来，我不会说话，也不会看人的眼睛，但我至少应该学会写字，所以我被迫接受了写字的练习，直到三岁。
父亲越是按住我不让我磨，我就越反抗，一旁的母亲也会很心疼的哭，路人也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们。
很多老师会说我变态，但是遇到有爱心有耐心的老师，我会很听话的。如果我骂老师，我会直接无视，不管他说什么。
而我会更生气，但那时候我已经有了观念:即使反抗，也不会攻击别人。但是我面前三英尺的东西都会消失。
其实说实话，当有人在公共场合歧视我的时候，我会无所适从，感觉很难受，包括我的家人。
这些年来，我看到很多关于智障人士生活状况的报道，并不乐观。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和尊严同等重要。没有生命，我们会死，但是没有尊严，我们会比死了还不如。
对于未来，我希望自己能做好工作，继续赚钱，多陪陪家人。
我是陈俊杰，一个智商140的自闭症患者，一个宣传国际残疾人公约的智障人士。我就是上面视频里穿白衬衫的那个。
我觉得这句话特别适合形容小时候的我。
于是六个字印在了我的脑海里:陈俊杰，自闭症。当时的心情是:啊，我猜对了，我是自闭症，又多了一个标签。
好在到了进入小学评估的时候，学校说不需要上特殊学校，可以进入主流小学。所以我去了学校。
希望这个世界能尊重每一个个体。我想做的是:倡导平等、独立、共融。
于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我开始假装在和别人交流，却发现别人觉得更疑惑，因为我不知道该和别人说什么。
但是有一天，我回姨妈家，表姐也说了同样的话。令他们震惊的是，我竟然回应我表哥说:笨蛋！
这时，比我早到家的表哥喜欢对我说:傻逼，你回来了！但是我还是一点反应都没有。
因为托儿所在阿姨家楼下，我就开始搬到阿姨家了。每天早上姐姐带我去托儿所，晚上带我回家。
他们不是聋子，而是对声音充耳不闻。他们并不盲目，只是对周围的人和事视而不见。他们不是哑巴，只是不知道怎么说话。
这几年，看着母亲年龄越来越大，父亲因为一些原因被公司辞退。他开始更加关注家庭生活，他开始提醒我要照顾好妈妈，管好家庭。
看在我妈的份上，我就不要再为我哭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为了妈妈，我会开始改变。但我不觉得我之前做的不好。如果不是我妈的原因，我是不会妥协的。
在香港的主流教育中，普通孩子三岁需要上幼儿园，但是到了年龄，我因为跟不上幼儿园的课程，就去幼儿园培训。
“傻小子”是我说的第一句话。表哥无意间意外的成为了我的第一个语言老师，然后我的语言就开始逐渐多了起来。
这几年，看到姐姐和弟弟都结婚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我也想结婚了，但是还没有遇到喜欢的女孩。
我开始注意到中心的招牌和一些信息，一个自闭症训练中心信息最多的当然是自闭症。我也知道中心的每个社工都有学生档案。我开始想:这里都是关于自闭症的，那么我是什么，也是自闭症吗？
其实学习的时候最费时间的就是改变自己。
现在，我也在努力学习照顾我的妈妈和爸爸。
1980年，我出生在繁华的香港。大家都说我智商高，但勉强能读完高中，读不完大学。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已经13岁了。
我喜欢参加各种活动。我以前是活动助理，最近被提升为活动官。
我妈说我三岁之前，不仅不会说话，对周围的任何东西都没有任何反应。以至于我妈第一次带我去儿童医院做评估的时候，被医生说我是聋哑人。
在我看来，和这些标签比起来，自闭症并没有那么丑陋，所以当时我的内心只接受了“自闭症”这个标签，其他的我都不接受。
“我是个智障人士。我有我的故事，我的生活，我的兴趣，我的朋友，我，我过得很好。我需要支持，但没有其他人会替我做决定。”
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人。我们是残疾人，但我们不等于病人，也不等于负担，因为人有不同的特点。
现在，每个人都能看到我到处参与活动，我也能和别人很好的交流。有人说我病好了。我会摇头，因为在我看来，我曾经被评定为自闭症，但是有患病记录吗？
2003年，当我有幸有机会参加在日本举行的亚太残疾人大会时，我来到了日本。在会上，我看到了一群充满活力的残疾青年，他们吸引了我，于是我加入了卓信动力。
- 发表评论
-
- 最新评论 进入详细评论页>>
